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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专业记者编辑出身要写财金文章如何去搜集素材有什么技巧吗?
发布日期:2019-09-10 17:14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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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关于写作素材的收集,我认为首先最重要的是写作主题的确定。写作主题实际上是最大的素材,我认为只要确定了主题素材就会随之而来。那么在这个写作主题的确定上,我个人认为任何一个作者都非常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畅销,但是如果你这个企图让自己作品畅销的欲望太强烈,最终的结果却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因为作品的畅销一定是最终结果而不应是初衷。

  一个功利心十分强的作者是绝对不可能写出好书的。作品畅销一定是你努力写作之后的结果,不可能是你激情澎湃准备写书的时候在脑海中盘旋的是我一定能写出一本畅销书,而就能写出一本好的畅销书的。雄心壮志,固然可贵,但我认为,这一定是排在第二位的,所以我说写作遵循畅销的规律才可能出好作品。

  第二,关于作品要写什么题材?选什么主题?我个人认为作者还是要听从自己内心世界的召唤。什么意思呢?就是内心有一种东西在呼唤你,让你觉得一定要写出来,不写出来,心里就很难受。关于这点,我觉得作者写初稿时可能会扮演两种角色:一种是职业作者,还有一种是本色作者。

  我个人认为我自己是本色作者,为什么这么说?实际上刚才有几个小兄弟提的问题我觉得已经涉及到这个概念。怎么样让自己保持好奇心,这个严格来说根本不能作为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座各位,其中相当多都是记者出身,包括秦朔和我在内,原来一直是从事记者行业的。

  我始终认为很多人的写作和他的职业是有交叉性的,我觉得一个人的工作、学习、生活应该是一棵树的架构,而写作则应该是这颗树上长出来的叶子。相当多的人,他首先认为我是记者,然后再想到写作,那写什么呢?不是你的工作关注的半径之外再去想一个主题。我始终认为,最好写和你的工作职业直接相关联的。包括我自己现在也在媒体做管理工作,我始终鼓励记者写书。为什么呢?新闻记者很容易会新闻疲倦。一般来说,现在新闻媒体的基本情况和我当年当记者时已大不一样,我觉得现在的记者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成为合格记者,三五年后就会认为自己是一名优秀记者了,然后面临的境况是什么呢?新闻疲倦。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在从事记者行业五年、八年以后,不妨尝试一下写作,写作实际上是记者生涯的一种延伸。而且你的职业决定了你的写作主题的选择,写什么?一定是跟你的职业和你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是相关联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作者该如何去寻找好奇心的问题,因为你所选择的写作内容一定是跟你长期关注的内容是相关的。当你观察一个问题,你已经觉得我有足够地积累了,我可以写出来,而不是像挤牙膏一样,因为我要写作,所以我要去想一个主题出来。作者应该有这样一个觉悟,我们不是为谋生而写作,是为写作而写作。

  按照这样的逻辑,在写作主题的选择上,我个人比较赞同,尽可能地走近你自己,从你最有话语权的领域开始着手。从我个人的写作经历来说,这些年我写过四本书,这四本书几乎都是属于同一个领域的。我从事新闻工作26年,这26年我基本上围绕四个热点不断去挖掘。这四个热点是:温州、浙商、区域经济、中国背景下的民营经济。这是基于什么原因呢?首先温州虽是浙江的区域,但这个区域具有全局性价值。如果把温州放大就是浙商,为什么浙商值得关注?因为浙商是中国民营经济第三方,是非常有价值,值得解读的一类商人。无论是温州模式,温州商人还是浙江商人,背后都是区域经济。在温州商人、浙商和区域经济的背后,最终它都归结为同一个概念,在中国的整个宏观背景下的民营经济。这四个概念贯穿了我个人写作的全部,这四个概念和我的职业、我的工作一直是紧密相关联的。

  在这20多年里面,我跳过一次槽,从新华社跳到了《东方早报》,但是我的工作地点一直在杭州。我在写作题材的选择上,坚持要做到一点就是,我在开始决定写这个题材的时候,就必须有绝对的把握让80%~90%的这个题材可能的竞争者打扒下。为什么要有这份自信呢?你要想动手写某个题材的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胜负,因为这个题材是你必须极其熟悉,极其有把握的。这也是本色写作的基本前提。

  我从1985年刚参加工作,第一次采访的地方就是温州。当年去温州也非常辛苦,基本上坐车都要12~15个小时,当年从杭州去温州没有飞机、没有火车甚至连高速公路也没有,我对温州和浙江的所有观察就像像蚂蚁一样慢慢往前爬到车窗上去寻找。

  实际上你能否从在田地里忙碌的农民身上,从土地耕耘的情况去判断一个区域的经济的准确性和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些东西是靠你的眼睛一天、两天、一年、十年一点一滴搜集而来的。我总觉得所谓的专家就是一个概念,就是在同样智商情况下,别人观察一年,我观察十年;别人观察十年我就跟你拼一辈子;当积累到30年的时候,我一定把你比下去。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大家很容易产生焦虑,为什么呢?信息太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喜欢拼宽度。在互联网时代,你想在任何领域任何行业成为顶尖高手是不可能的。这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以前到图书馆去就这么几万本书,现在呢?书籍遍地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以思维的宽度做基础,重点跟别人拼你在某个领域的深度和专业,这点对于你的写作很重要。

  我刚刚讲温州的问题。我今年年初又去过一趟温州,算起来我大概总共去过33次温州,我相信在浙江新闻界没有人能够跟我比,这点我非常自信。因为你有足够的时间跨度,我跟我手下的记者讲这点,我说兄弟我不跟你们拼未来,为什么?拼未来我拼不过你们的。因为在这些年,你们手里有非常灵便的互联网工具,奠定我职业生涯的基础中,没有电脑的概念,但是我跟你们拼的是历史。随着时代往前推进,那段历史越来越远,你们会越来越搞不清楚之前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说这就是我的优势。

  很多东西是不可能重新寻找的。最早在2001年的时候,我跟(吴)晓波合作写过一本书——《温州悬念》,到第二年写《非常营销》,都成为了畅销书典范;2004年我写《温州炒房团》,这本书没卖好,我个人认为我可能太早讲了。2004年的时候炒房还没有形成大的影响,我居然去写温州人炒房了。在2004年我相信你们跟你们的父辈没有买过房子,有的时候我发现过于超前也会成为一个问题。这几本书基本上贯穿是一个主题,就是我刚刚讲的温州、浙商、区域经济和中国背景下的民营经济。

  比如说温州。我一直以为温州已经过时了,但是最近一两年我发现它又热了起来。所以我又想,好像温州又可以写了。我当年之所以选定温州,是认为它虽然是浙江区域经济的一个点,但这个点很有价值。

  温州人很有意思,我们给温州人的评价是:有颜色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1985年之前,说温州人走资本主义道路,是黑色的。我们对温州人的评价,从灰色到黑色再到红色最后再到灰色,它走的经济道路是有颜色变化的,非常有意思。还包括2011年10月份,温州因为民间借贷的问题重新引起社会的关注,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很强的历史纵深感。包括2012年最近关于温州金融综合体制改革的问题,非常引人关注。包括在深圳现在推出的金融改革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我对温州这次的金融改革不看好,为什么呢?原因有两点。

  一是目前虽然温州地方政府对金融改革很热衷,但是企业界对这次金融综合体制改革兴致不高。二是温州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都是由于自下而上,是靠民间的力量,只有这次的温州金改是自上而下,是靠所谓的秉承政策设计的。

  我刚刚讲温州是不是又到了可以再写一次的时候了?刚才(吴)晓波也讲到,写作的可持续性观点,我也很认同,就是你在你自己熟悉的领域不断地推进,努力的把你所熟悉的领域彻底打通,这与我刚才讲的观点又有契合之处。因为现在很多人写书总想有所成就,急着想选择一个题材,我觉得只会让人很容易陷入一种焦虑状态。写作前首先要冷静想一想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东西?当我决定去写什么题材的时候基本上能够有把握或者有一定的把握能让我的潜在竞争者被打趴下,如果没有这样的把握千万不要轻易去涉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第三,从刚才讲的主题选择回到书稿素材的问题。我刚才讲了,主题的选择最好是选择你熟悉的领域,我认为这个书稿素材的选择和新闻概念、方向是一致的,而新闻的概念就是独家、独家还是独家。同样的题材,假如是独家的,哪怕你文本表达能力、你的观点提炼比较弱,只要你有足够独家的题材,哪怕像中学生一样,你把这个独家题材全部直白地展露出来,你这本书也一定是唯一的和畅销的,当然这一点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难做到了。

  但是书稿素材这种独家性,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回过头讲温州的问题,我在写温州题材时候,我还是有些自己的独到的料。比如说温州最敏感的年份是1989年,我相信在年6月份,在温州采访的外地记者大概只有本人。因为当年去温州采访非常不容易,很多记者压根就不愿意去温州采访。尤其在这个时间点,而我就在温州采访。

  第四,就是如何在重大拐点处找到另一个自己。无论你自己多么自信,但不可能什么重大的时间拐点你都会亲身经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去应该寻找另一个独家的自我,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2008年时候,我写《中国模范生》,那个时候概念更大的是写改革开放30年的浙江。说句实话,虽然我的工作让我经历了浙江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我算是一个见证人,但我还是不可能经历浙江改变发展的所有拐点。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非常简单,去寻找一些在某个历史拐点和我一样具有独家观察资格的这种人。

  比如说写浙江经济一定会写步鑫生,他是中国企业改革史上非常独特的人物,这个人物他是出现1983年,我参加工作是在1985年,我已经难以见证事实。于是,我去寻找另一个自己。什么概念呢?在那个历史拐点,亲生经历了步鑫生事件的关键的人物。这些重大人物的重大事件在当时很多都是由新华社发布内刊报道的。当年几乎写关于步鑫生的所有的内刊报道都是我们新华社分社的记者,所以关于步鑫生事件的所有细节,包括新华社的内刊原件等细节内容我都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当年步鑫生先生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国改革典型,是因为他“铁腕”,他开除了一个工会主席。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工会主席离开之后,重新办了一个企业,而且办得非常成功。而改革者步鑫生在这次事件的一年以后企业就垮了。我知道了这个情况,我就去寻找22年前步先生开除掉的这个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我找到他了,他在嘉兴开了一个厂,开得很不错。我顺着他的脉络去寻找步鑫生有没有跟他见过面,我后来知道,步先生找过他,而且对被他开除的这个人表示了歉意。

  我从这个细节中感觉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所以我把这个部分放在我这本书的第三章,总觉得一个坚定的改革者他的内心深处也是有一个柔软的部分的。如果中国的改革永远都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改革是永远不会有出路的。这种细节如果但是我没有找到写内刊的同事的,我是找不到这个材料。只要你能找到独家,让你自己兴奋不已的材料,我几乎可以断定你今天晚上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畅销的。假如说你没有独家的材料,假如说你所收集的材料你自己都兴奋不起来了,如果你能把它写得会让人很想看的话,那你就是中国霍金,就是天才了,我相信这种人可能一千万人里面只有一个。

  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你去找曾经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并不断挖掘出独一无二的细节,只要你有中等以上的文字表达能力,只要你有那份对中国企业发展的激情,我相信你写出来的文字一定是会打动人心的。

  中国民营企业家在中国是没有地位的。我熟悉的朋友里面有身家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老板,但说句实话,我曾很留心观察过他们的眼神,这样的老板见了政府官员的时候依然是卑怯的,这种人表面上腰板很挺,但是与官员握手时,伸出手的一刹那,你去观察他,就会觉察到他的内心深处是恐惧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民营企业家里面担任政府职务最高的是两个人,都是省政协副主席。当到目前为止,担任实职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只有这两个人。那么徐冠巨这个人能够担任这个职务,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个人能够担任这个职务是为什么呢?这次报道这个问题的又是新华社内刊。写这个内刊的人也是我的一个同事。我反过来采访他,从他这里了解到所有真实的情况。

  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我总觉得不放在这样的政经背景之下,你根本看不清楚什么叫中国的企业。中国企业在中国来讲没有多少真正西方学意义上的财经环境可言的。而且这种局面在未来的年份,我相信会越来越严重,我很喜欢去寻找这种特定时间点的特定人物。从这个细节着手,通过这片叶子去了解这棵树和这片森林是个怎样的生态。我认为把这些东西写进我的书的话,会让我的书大放异彩,因为:第一点,书的具体事实一定很好看,因为它非常独特;第二,我写的独特素材因为是从一个点放射到一个面的,我相信它有的某种历史价值。

  我觉得在素材的搜集上要善于向农民学习,就是“一份耕耘才有一份收获”。我翻查了10种报纸,我们自己没有亲身经历的东西,我必须去翻查历史档案。我就到了浙江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去翻10种报纸。从1978年1月1日一直翻到我写这本书稿的2008年12月31日,每一张报纸我全部翻过。说句实话我确实找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我发现人是很容易淡忘历史的。我当时去翻报纸时我就发现,很可能这二三十年都没有人来翻这些报纸,有些报纸都风化粘在一起了,我翻的时候就已经很脆了。

  你想想看,在这样图书馆的九楼,全是二三十年前的资料,有一股历史尘埃的味道。什么声音也没有,当你去翻的时候就是那种清脆的声音。我觉得我自己挺神圣的,因为我觉得我在翻出历史。这种东西会让你形成创作时的激情。这种是笨功夫,但是我觉得该花的笨功夫还是要花的。

  写浙江会写到义乌,义乌小商品市场到底是不是政府推动发展起来的,这个问题一直是有历史争议的。很多人认为温州的市场发展是民间自发的,所以最终不行了,而义乌小商品市场一开始发展就是政府权利推动之下形成的。我很怀疑在1982年改革氛围的背景之下,义乌地方政府难道是先知先觉者,居然就发了一个文件来推动小商品市场的建立。我认为写作跟当记者写新闻的道理一样,首先是要去置疑,可能事实证明你怀疑错了,只要你置疑你很可能会找到很有意思的材料。然后我就去翻,最后终于在1982年12月24日《浙江日报》上翻到一段与此有关的话。我就觉得到现在为止在这些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当做历史事实来记录了。义乌市场开放的当天没有地方官员出席,没有一个记者在场,也没有放一根鞭炮。如果很希望找到现在所取得的所有改革成就都是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之下形成的,你就会找出很多虚构的历史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任何作者写这个题材,我认为第一个责任是还原。因为你现在写的东西明年、后年、十年以后,别人会把你的这本书当历史来翻的。我写东西比较谨慎,不是为了卖书去写,你必须为你自己所写的每一个字负责。

  所以我觉得一个作者的写作不是纯粹为自己写作的。一本书署了你的名,你会觉得有愉悦感,有一个荣誉感,但无论怎么样,这个书是写给别人看的,你必须对你的读者负责,必须对企业的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负责。所以我刚刚讲,我可能有一点旧文人的情节,我总觉得,在中国社会,文字是份量很重的文化载体,你必须为你的每一字负责。

  第五,请与互联网保持距离,我对互联网怀有敌意。这可能是本人在互联网方面的水准太差有关系。我开始用上电脑是1998年,在1998年之前我每个字都是自己手写的,到现在为止,我都把1985年到现在,我写的每一篇手写的稿子,每一本笔记本,我全部编好号放在一起的,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垃圾,但对我来说这是我自己走过的每一步脚印。

  其实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我在写1978年之前这段历史的时候我非常自信,为什么?因为别人没有资料,而我记住了任何一个历史事实,我怎么写就是正确的,因为已经没有相关资料去查证。1998年之后的这段历史我就有一点不自信,网络上到处都有。你点击一个关健词,他会跳出100万个关联词。这都让我的工作变得复杂、重复。

  因为首先,我为了找这个材料我就晕掉了,因为关联词太多了,根本就不知道哪一个是源头,而且我在想既然别人都知道,你把这个整理一下写下来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可能是我个人有一种互联网的恐惧症,我的话可能讲得绝对了一点,但从总体上讲,对互联网要保持距离,不要有太强的依赖,否则我认为你写出来的书稿一定是一个泡沫。

  第六,与上一点相关联,就是第三方素材的三三原则。什么概念呢?事实上,尤其在最近几年,写东西已经不可能不利用互联网了,但是我在用互联网的时候我就强迫自己,但凡不是亲身经历的材料,我一定要找到三份之上的材料进行印证。就是说某某时间某某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我要找到三次或者五次甚至八次以上的相关报道然后我要进行交叉对比,必须要在某个时间地点或者表述上有三个地方是符合的我才用这个材料。因为我现在对一些记者、作家的稿子已经产生畏惧感了,我说你这材料哪里来的,他说哪里哪里查来的资料,我再查第二次的时候发现这个资料是错的。

  比如说现在用的很多描述温州炒房的数据如:10万炒房客,4千亿元资金等,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21世纪财经用了很多次的数据,是从我这儿出去的,这个数据是错的。这个数据是在2004年《东方早报》登过的。因为当时写温州炒房嘛,我就让一个记者去,去了以后云里雾里,因为炒房者是资本流动的,根本就不知道准确的人在哪里,是多少,资金总额是多少。最后他回来了,说这个标题都没法做了。我说这个数字是要掐指推算的,温州的总人数是多少?温州的企业数量是多少?有多少家合资企业?一个企业大概是几个股东?他的资金总量是多少?银行存款是多少?到了那个年份,你要敢于断,我们觉得你自己都不敢写,当然这个断要有把握。

  认为在温州例子上,我敢断,基于我所掌握的大量数据。最后我推算出一个概念,10万人4千亿元作为标题,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数据一夜之间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因为大家都没数据。然后互联网有的数据都是互相抄的嘛,抄抄的结果就是永远都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哪里来的。实际上我刚刚讲,互联网是有利弊两面的,他绝对有助于信息的传播,但到处是陷阱。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仅仅为了完成自己的报道,为了对付领导,抄一点就算了。但是写书稿不一样,你署的名是你个人,跟机构无关的,所以我奉劝大家谨慎一点,在寻找资料时候至少一点要寻找交叉点,如果找到若干材料里面的某个时间、地点、人物的表述都是一样的,那我认为出错的概率就很小很小了。

  最后一点,与素材收集有关但也不是直接有关的,如果写作没有新素材就找新角度。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我原来一个同事说的。他曾经跟我讲,你见了领导你汇报工作怎么汇报?在三分钟之内用三句话把你向领导汇报的事汇报清楚。他说你要么有新材料,没有新材料就要有新观点。因为我总觉得你什么都要有绝对的新的素材也挺难,但如果素材老了怎么办?就去寻找独特的视角、角度。

  刚才讲到2001年我写《温州悬念》,严格来说在2001年的时候写温州的书籍很多的,当时写温州写书稿最多的是写温州人怎么发财。我记得当时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就跟我和(吴)晓波讲,你们就写一个温州人发财秘籍吧,看的人很多,因为都想发财嘛。但后来我们换了一个视角,在书稿的封面上用了这句话,两位新华社记者在改革前沿的一次思想冒险。这本书在温州的书稿里面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成功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在于这个初稿的切入的角度很好。

  这本书主要写的是什么呢?社会阶层,就是在温州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之后,积聚了大量的财富,然后在财富积累风靡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阶层的风化。这种社会阶层分化在温州形成了怎样格局。这种格局将如何影响温州的未来?

  这说明在2000前后,中国经历前22年的发展,财富已经积聚到一定的程度,在这个时候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已经开始了。实际上这两年,2008年时候,中国社会所有矛盾都跟2000年的之后的财富积累导致的阶层分化有关系的。

  后来我们这本书选择的视角是什么呢?从阶层分析的角度切入。包括我在写温州的稿子当中,我觉得有两篇是写得不错的:一个是在1988年我写过一篇稿子叫《大胆的温州人》和第二篇1992年我写过的叫《落后的温州》。这两篇稿子写了之后,温州当地的人就跟我说,你里面的材料都是老的,我说我整合这个材料的视角一定是行的,因为你的视角比当地媒体的高度要高。

  另一本书是关于哇哈哈的,这个也是我和晓波合作的。卖得还不错,卖了10万本左右。这个初稿能够成功和视角的选择也是有关系的。包括这本书稿每个章节的后面,附了18个营销关键词,什么概念?书稿分两个部分:第一是初稿章节的正章,每个章节后面有附录,我们每章附了几个营销关键词。事实上,后来买这本书的人大多是营销的人员,它主要讲寻找哇哈哈营销的卖点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书稿最终能够赢得一定的社会反响和视角内容是有关系的。

  我对自己作者身份的定位是本色作者,基本上无论是角度的选择还是素材的收集,我基本上是是根据记者职业定位,你的工作的细分点,你的半径范围在哪,在这个半径里面寻找你书稿的题材素材,我一直把写作当做自己记者职业生涯的一个衍生品。当我觉得积累到一定的时候,你觉得你有话可说的时候,不说难受的时候,我就开始落笔了。追问这转载的答案逻辑不太鲜明,没有点出我的问题所在。

  没有确确的答案。《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这本书更为详细,但缺少的是在寻找素材方面的详解。